两人从数学谈到宗室之弊，越谈越是投机，彼此见解有太多相通之处。
比如，对于解决宗室痼疾，二人都认为要弛宗室之禁，允许将军以下宗室可自谋生计，去从事各行各业，让宗室不完全依赖于朝廷供给，甚至还应给宗室读书上进的通道，让其可以入仕为官。
当然，以他们的身份和地位，现在这也只是想想罢了。要改变朱元璋定下、朱棣发扬的宗藩制度，非得要有大魄力的皇帝和大臣才可为，更何况有上进心、愿意自谋生计的宗室毕竟还是少数。
不过，张敬修还是承诺在回京之后，会向隆庆皇帝建言适当放宽对宗室的限制。
这正中朱载堉下怀，朱载堉之所以会和张敬修谈起宗室之事，就是想通过张敬修之口，将他的弛宗室之禁的诉求告知隆庆皇帝。
而张敬修本就有心革宗室之弊，对此他心中也有一套方案，回京后向朝廷建言适当放宽宗室限制，正好可做试探。
在他看来，朱重八、朱老四爷两合力定下的宗藩制度，完全可以用“愚蠢”来形容。
朱重八对其子孙太过关爱，朝廷正一品的大员俸禄是八十七石，而皇族中人不但藩王俸禄五万石，钞二万五千贯，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，就连最低的“奉国中尉”也有禄米两百石，有封地的其财富更加难以形容。在开国之初，宗室人少，负担较轻，朱重八这种对宗室过分的关爱对国家还没什么影响，但过了两百多年，已然成为国家的巨大负担。因为按朱重八定下的祖制，宗室最低层次就是奉国中尉，没有变成平民之说。
而朱老四为了防止靖难重演，继续了建文的削藩政策，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除了将朱重八分给诸王的护卫编制剥夺殆尽之外，还严禁其干涉地方行政、禁止其与勋贵联姻、禁止两王相见、禁止来京奏事甚至出城、禁止宗室科举出仕、乃至禁止“通四民之业”等等。最夸张的是，诸王出城扫墓，也必须先请旨然后在地方官监视下行动。但是对宗藩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优待却没有减少。如此一来，所有宗室就只能依靠赋税“奉养”。
这样的宗藩制度，实际上对朱氏子孙并不是好事。大量的宗室不农不商也不仕，不得不沦为废物，一些有才干的人也因得不到起用而郁郁一生，这对整个家族来说显然是不利的。
当然，这样的好处是宗藩难以掀起大乱，巩固了皇权。可从另一面讲，朱家废物多，就使得宗室根本就起不到藩篱的作用，只起到了耗费国家粮食的作用。
二人相谈正欢时，王府管家来了，说是王爷召世子去主殿议事。
张敬修和朱载堉这才注意到在不知不觉间，二人竟已畅谈了三个多时辰。
张敬修听郑王完全没有见自己的意思，也就起身告辞。
朱载堉也是明白自己父亲的意思，便也不挽留，而是笑着道：“君平这几日可还在河内，若是有瑕，可随我去南边登封少林寺一游，寺中松谷和尚乃得道高僧，是我知己，我为你们引荐。”
原来，朱载堉在王府在居住的十九年中，可谓是尝遍了世态炎凉，因此时常挣脱宗室束缚，离开怀庆府去黄河对岸的登封少林寺寻求佛学慰籍，并结识了少林名僧小山禅师的弟子松谷和尚，并且还在少林寺留下了《混元三教九流图》、《金刚心经注》。
而正是在随着松谷和尚参禅，朱载堉才从父亲被囚禁的愤懑冤屈中走出来，从此亦变得洒脱起来，这也让张敬修在初见朱载堉时，会觉得朱载堉有一种飘然出尘不俗气质，而非是一般亲王世子那样的骄奢之气。
“多谢世子，在下有公务在身，此番转道至河南已是误了不少日子，怕是无缘随世子去少林寺礼佛。”张敬修想了想，还是拒绝了朱载堉的邀请。
朱载堉听张敬修这么说，虽觉有些可惜，但也没有多问，而是又请求张敬修若是再撰写了算学书，定要寄到河内，让他可以及时参悟。对此，张敬修自是满口应下。
出了郑王府，张敬修拿着朱载堉父子二人合作撰写的《操缦》、《旋宫》，深觉不虚此行，朱载堉虽是比他年长十几岁，可其博综古今，眼界、学识都非凡俗可比，更难得的是，朱载堉不拘于礼法，与其坐而论道，让他有种在后世和好友无拘无束畅谈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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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日一早，在黄河水势变缓之后，张敬修就立即乘船渡河，只用半日就到了新郑。
新郑县城并不甚大，一行人在城内客栈安顿好后，张敬修即带着游七前往县城南街，去高家拜访高拱。
到了高家所在坊市，还未走至巷口，张敬修和游七远远就见到几座石头牌坊。
牌坊作何之用？最早是古人的门坊，宋朝以前城市实行是里坊制，有城必有阙，有坊必有门。
在每一坊在坊门上榜书其名，榜其闾里，也有的世家在家门前竖一乌头门，左书阀（功业伟绩），右书阅（履历，家族渊源），这叫左阀右阅，以此乌头门与同坊里的阎闾区分开来，故而世家门阀，也被称为阀阅。
到了明朝，门坊之制已是取消，但在家门前立一牌坊，取代乌头门之用，替代作为显赫人家与平民区分门第之用。
何等人家可称为高门？当然是论科第出身。
高家乃官宦世家，是新郑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。这些牌坊，就是高家连续几代出了进士的荣耀。
张敬修走到近处，见这些牌坊上刻的正是高家几代在科举上取得的成绩。张敬修看过之后，也大致了解高家是从何时成为了官宦之家。
高拱的祖父高魁，在成化十二年乡试中举，并以举人身份到山东金乡做了县令，最后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。